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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兩彈一星”:自主創(chuàng)新的精神原點

發(fā)布時間:2018-7-17來源:科技日報點擊:返回列表

原標題:“兩彈一星”:自主創(chuàng)新的精神原點

科學精神面面觀

 

“中國(窮得)三個人穿一條褲子,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彈;中國種的是蘑菇云,收獲的是鵝卵石。”但就在蘇聯(lián)毀約停援5年后,1964年,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在大漠深處爆炸。若赫魯曉夫獲知這一結(jié)果,或許會為當初的斷言懊惱不已。

 

兩年零八個月后,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。消息像爆炸產(chǎn)生的沖擊波,震撼了世界。沒有任何資料,沒有來自其他國家的任何幫助,完成“兩單一星”(核彈、導彈、人造衛(wèi)星)實驗,對西方國家來說,驚人的速度是一個科學奇跡,更是一個不解之謎。

 

7月13日,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(jīng)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指出,突破關鍵核心技術(shù),關鍵在于有效發(fā)揮人的積極性,要發(fā)揚光大“兩彈一星”精神,形成良好精神面貌。

 

“兩彈一星”精神,包括自力更生、大力協(xié)同、勇于攀登。“‘兩彈一星’是幾代人為之獻身的偉大事業(yè),更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財富,共同鑄就了中華民族的脊梁。”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杜祥琬院士16日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,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個特定背景下干成這項事業(yè),首先離不開自力更生的科學精神。

 

奏響“自力更生”交響樂

 

“兩彈一星”,這曲改變新中國命運的交響樂,是數(shù)十萬人用生命合奏出來的。

 

在這首交響樂上,北京第六研究所(現(xiàn)中核集團核工業(yè)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)彈奏的是“序曲”——生產(chǎn)制造原子彈的最初原料二氧化鈾。

 

1960年7月,當莊興海等滿懷豪情來到北京第六研究所時,蘇聯(lián)專家已于6月突然提出終止合作,帶著資料回國。

 

莊興海回憶,二號廠籌建時,除不銹鋼為進口,陶瓷缸、陶瓷泵、搪瓷攪拌槽、動力裝置在內(nèi)的材料設備全部實現(xiàn)國產(chǎn),并因陋就簡采用了一些閑置設備:買不到不銹鋼閥門,就用試制的不銹鋼拷克替代;一時設計不出正規(guī)的熱分解爐,便設計制造簡易的二氧化鈾煅燒爐,并用耐火瓷管代替供應有缺口的耐火磚。

 

正是靠一股自力更生的干勁,硬拼無數(shù)個日日夜夜,建成了二氧化鈾簡法生產(chǎn)廠。

 

到1962年底,這個名字里既沒有“礦”也不帶“廠”的單位,提供了噸量級的高純度二氧化鈾和四氟化鈾,加速了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進程。

 

“突破原理、物理設計、核地質(zhì)、核材料、冷試驗(17號工地)、熱試驗、武器化……”杜祥琬說,自力更生貫穿我國核彈研制始終。

 

一張書桌、一把計算尺和一塊黑板是主要兵器

 

杜祥琬小時候的夢想是研究天文學,結(jié)果一輩子投身核物理。

 

被國家選擇,也被歷史選擇,人生軌道因此被改變的不止杜祥琬。

 

1960年6月,陳能寬先生突然接到通知:調(diào)入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,在他并不熟悉的爆轟物理領域,近乎白手起家,參加我國核武器研究。從此隱姓埋名達四分之一世紀。

 

1961年1月,錢三強先生把于敏先生叫到辦公室,非常嚴肅、秘密地告訴他,希望他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。這次談話,改變了于敏的人生道路。一個月以后,35歲的他被正式任命為“輕核理論組”的副組長。

 

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(shù)學研究所原所長李德元回憶,即使是我國核武器理論研究舉足輕重的人物,彭桓武先生當時也并不知道氫彈是什么樣子。為搞清氫彈“模樣”,大家做過現(xiàn)在看來很“蠢”的事——把好幾個月的《紐約時報》借來,一頁一頁翻,希望找到蛛絲馬跡,可惜什么也沒有找到。

 

年輕的探索者出發(fā)的陣地,只有最基本的物理學原理,主要兵器是一張書桌、一把計算尺、一塊黑板、一顆火熱的心、一個不知疲倦的大腦和學術(shù)民主。

 

北京花園路三號院14號樓,我國頂尖科學家曾在此為研制氫彈拼搏了兩年多。

 

當時規(guī)定,每天晚上下班前要把所有材料統(tǒng)一存放在保密室,按張領取的草稿紙用完也要統(tǒng)一回收再由專人燒毀。一切工作只能在辦公室完成。所有人都主動加班加點,以至當時室主任和支部書記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晚上十點規(guī)勸人下班。許多人抹不開情面假裝離開了,瞅個空子又回到辦公室繼續(xù)挑燈夜戰(zhàn)。

 

在日復一日的計算中,科學奇跡誕生了。

 

精神的“基因”不隨時代改變

 

1999年,《紐約時報》以3個版面刊出特稿:中國是憑本事還是間諜來突破核武發(fā)展?

 

接受記者采訪時,于敏指著報道,“這句話說對了,重要的是‘自力更生’,我國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開始定的方針就是‘自力更生,艱苦奮斗’。”

 

“無論是在研制原子彈、氫彈的年代還是現(xiàn)在,‘兩彈一星’精神是我們走有中國特色的科研道路,發(fā)展高科技的精神支柱。”82歲的核武器工程專家胡思得院士說,當年可能需要住帳篷、住“干打壘”,現(xiàn)在科研工作環(huán)境、條件改善了很多,但仍然會面對一些全新挑戰(zhàn)。

 

上世紀八十年代,在研究世界新軍事變革和大國軍事戰(zhàn)略調(diào)整時,有人敏銳地注意到,世界大國特別是美國的軍事戰(zhàn)略調(diào)整,從“三位一體”的核霸權(quán)戰(zhàn)略,調(diào)整為“核與非核”的新霸權(quán)戰(zhàn)略,強化了國家導彈防御體系和基礎設施等非核手段。

 

杜祥琬說,像發(fā)展核武器一樣,我國發(fā)展非核新概念武器同樣是從本國戰(zhàn)略需求出發(fā),這些差別又會延伸到應用結(jié)構(gòu)的格局,例如形成本國特色的“空天一體”的體系概念。

 

“精神文化是一種非常硬的軟實力,是物質(zhì)不可替代的力量。”在杜祥琬看來,在價值觀多元化的今天,傳承和弘揚“兩彈一星”精神,武裝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科技工作者,是意義深遠的一項基本建設。

 

(本報記者 陳 瑜 科技日報北京7月16日電)

 

專家點評

 

自主創(chuàng)新是現(xiàn)在人們頻繁使用的一個詞。研制“兩彈一星”時還沒有這個詞,而我們卻在自覺實踐著。

 

除了優(yōu)良的學風,老一輩科學家扎實的功底,還有整個團隊的勤奮拼搏。核武器原理突破后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,排名第一的彭桓武先生卻將榮譽歸于集體,并以一副對聯(lián)作解釋:“集體集體集集體;日新日新日日新。”在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條件下,競爭機制是必要的。但如果只講競爭,丟了大協(xié)作,就會導致條塊分割,低水平重復,有限的科技資源不能共享,會阻礙重大創(chuàng)新的出現(xiàn),更會導致強化狹隘的單位、小集體乃至個人意識,淡化了國家意識,阻礙高素質(zhì)科技領軍人才的成長。

 

(點評人:中物院原副院長、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杜祥琬院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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