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是促進地理標志行政管理的實質性統一。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之前，我國地理標志行政管理以工商、質監(jiān)和農業(yè)三部門為主。這種多頭管理格局和混亂的立法狀況，造成了地理標志術語、稱謂不一，管理混亂，規(guī)范沖突。實踐中，經常引發(fā)不同類型權利人之間的權利沖突。

 

　　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，為結束多頭管理，構建地理標志保護的統一規(guī)范體系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。但是，我們還應該看到，地理標志行政管理中涉及原產地農產品、道地藥材等產品的地理標志保護，仍需要進一步理順關系。同時，涉及地理標志的“產品保護”和產品所指向的“地理標志保護”，仍然存在如何實質性融合的問題。未來，如何推動地理標志行政管理的實質性統一，讓機構改革產生“化學反應”，也是需要盡快解決的現實問題。

 

　　二是厘清地理標志管理中的中央事權與地方事權。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，適當加強中央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事權；同時要求，按照權責一致原則，規(guī)范垂直管理體制和地方分級管理體制。按照這一精神，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，一方面應該強化中央事權，減少并規(guī)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；另一方面，涉及地方事權的，要給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權，支持地方創(chuàng)造性開展工作。

 

　　就地理標志管理而言，需要加強的中央事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：第一，推行全國統一的地理標志專用標志，并在過渡期內做好專用標志的推廣與銜接工作。第二，統一受理和審查地理標志產品保護的申請，從“進口”把好地理標志產品的“質量關”。第三，開展地理標志的國際合作與交流，推動國際經貿往來、文化交流和對外關系的健康發(fā)展。第四，開展全國地理標志資源調查，進行地理標志整編工作。

 

　　與統一審查標準不同，地理標志的使用則應該下沉，屬于地方事權。按照現行規(guī)定，使用申請需要經過省級政府職能部門的“審核”，并經國家局層面的“審查合格注冊登記”并公告之后，生產者方可使用地理標志專用標志。這種兩審制，不符合提高知識產權運用效益的政策導向。建議下放國家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層面的審查權，采用一審制，改為省級知識產權行政部門審核發(fā)布，國家知識產權局事后備案。

 

　　同時，在使用審核中，要建立起使用復議制度。通過對申請使用人不服省級決定的復議制度，可以實現國家知識產權局對地方事權的監(jiān)督。誠然，對地理標志使用及其產品保護進行監(jiān)督，總體上屬于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權。

 

　　在地理標志管理方面，中央事權得到強化之后，應該推行相對嚴格的地理標志審查和認定標準，避免過去地方政府在地理標志產品開發(fā)方面的“產業(yè)沖動”。同時，還應該積極開展地理標志保護的國際交流，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提高對外經貿中的文化自信，提供強有力的支撐。

 

　　三是建立和健全地理標志集體管理制度。較之傳統的財產制度，現代財產制度有兩個突出的特點：一是加入了無形財產，特別是知識產權制度；二是從強調“所有”，轉入了強化“運用”（利用）。作為一種知識產權，地標權也是一種私權，但它恰好又是承載了地理名稱這一公共產品，因此它是一種建立在公共產品基礎上的私權。過去，人們更多地關注地理標志的公共產品性質，形成了行政權力強勢干預的局面，多數地理標志產品保護由地方政府在推動，包括地理標志的申請、持有和使用。

 

　　事實上，國際上通行的規(guī)則是地理標志實行集體管理，主要由行業(yè)協會或者商會進行申請并獲得地理標志的專用權，然后再進行許可使用。這樣一來，在地理標志的申請人、專用權人、使用權人和相關公眾之間所構筑的制度核心，就是私權為基礎的集體管理制度。這種集體管理，也就是一種行業(yè)自治。政府在其中，僅僅是起到一個監(jiān)督的作用。這種“小政府”的做法，與我國目前地理標志管理中的運行方式，完全不同。由于我國目前社會組織不夠發(fā)達，行業(yè)自律制度不夠規(guī)范，相應的自治文化尚未形成，如何完成這種制度轉換，對我國地理標志保護而言，是一個較大的難題。

 

　　四是制定統一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地理標志法》?！兑庖姟诽岢?，要“完善地理標志保護相關立法”。事實上，2015年《國務院關于新形勢下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干意見》和2016年《“十三五”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(guī)劃》都提出了要“適時做好地理標志立法工作”。目前，這一任務更加緊迫。國際上，已經形成了以法國、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為代表的專門立法保護模式即“歐盟模式”，和以美國等新型國家為代表的商標法保護模式即“美國模式”。這兩大模式的背后，反映出的是傳統種植業(yè)發(fā)達的歐洲國家與新型工業(yè)化國家發(fā)展模式的分歧，即傳統生產模式與工業(yè)化模式之爭。兩大模式各有千秋，本身不存在公認的最優(yōu)方案。

 

　　我國由一個傳統農業(yè)社會極速轉型為工業(yè)化國家，也就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事情。盡管地理標志與商標均屬于符號傳遞機制，可以降低消費者搜尋成本，緩和市場交易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，但商標制度并不能有效契合和滿足我國對地理標志保護的現實需求。我國商標法建立在注冊商標制度基礎上，現行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制度難以實現地標權的核心價值和理念。特別是，我國龐大的農業(yè)人口和自然資源短缺之間的矛盾，需要通過地理標志固化并鼓勵高附加值的農業(yè)生產及產品開發(fā)。因此，筆者認為，采取歐盟專門立法模式，制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地理標志法》，是我國現階段社會經濟發(fā)展的最優(yōu)選擇。（北京大學國際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、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易繼明）